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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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苏维埃的“一头牛”

更新时间:2021-07-17 11:20:45点击:

1935年4月的一天(一说2月14日),在福建上杭县小迳村的一次突围战斗中,一位身负重伤的六旬老人勇敢地与两个前来追捕的敌人搏斗,当即被敌人杀害。这位被害老人就是我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烈士。他的英勇牺牲,实践了他生前说过的“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同志离开我们整整60年了,但他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诚之心,却使我们长久不能忘怀。

何老是党的“一大”代表。在党的创建初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作出了自己应作的贡献。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过他这个时期的工作,说“叔衡办事,可当大局”,还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意思是说他能像牛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他更冷静而坚贞。1927年5月21日,湖南军阀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革命,制造了反共的“马日事变”。事变当天,何老正在宁乡乡下。闻讯后,他不顾危险立即赶到县城,得知长沙城内情况十分严重,革命团体机关全被捣毁,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长沙城。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反击反革命逆流,他不顾严重的白色恐怖,毅然赶往长沙。到长沙后,即不幸被捕。审讯时,伪法官觉得他像一个乡村老学究,便问他的姓名和职业。他说他姓张,是个私塾先生。接着他装迂,摇头晃脑一字不漏地背诵起《论语》来。法官打断他的话头,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吗?”,他回答:“吾乃学者,焉能不知?我知之甚详。国民党即三民主义是也,共产党乃五权宪法之倡议者。”何老这种似乎荒唐的说法和镇静自如的姿态,哄骗了法官,他很快被释放了。

长沙脱险以后,何老经武汉到了上海,坚持党的地下斗争。1928年6月,党决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途经哈尔滨时,他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身上征衣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风雨登轮出国门。

在莫斯科期间,何老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内的情况和家人的进步。他在给兄弟何玉书和何玉湘的信中说:“我在此阅中国报纸,见白崇禧在北京演说词云,湖南自去年起死去17万人,又12月记载,河南饥民有600万人。即此之事可观中国之情形矣!”在另一封信中还说:“我不希望我家活多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他在其他几次家书中谈到自己的人生观,说:“我平生对于过去的失败,绝不懊悔,未来的侥幸,绝不强求;只我现在应做的事,不敢稍微放松,所以免去许多烦恼。”“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

1930年7月,何老在莫斯科结束两年多的学习回到上海,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上海工作,他到上海不久,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两个女儿均被捕,次女实嗣的爱人杜延庆也在另地被捕,长女实山的爱人夏尺冰被杀害于长沙。面对种种严重情况,何老冷静地通过组织做营救工作,两个女儿获释以后,他教育和安慰她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何老还要求她们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继续做好党的工作。

1931年秋,何老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在那里他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重要领导工作,直到牺牲。

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还表现在他遭受错误打击、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够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改变对真理的信仰。

许多熟悉党的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何老曾经遭受过王明“左”倾领导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是在1933年前后,先是“左”倾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召开的宁都会议,错误地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何老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被错整。他们整何老的主要理由是说他在分管中央革命根据地监察、司法等项工作中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实际情况是何老在掌管司法大权时恰恰是采取审慎而又稳妥的工作方针,认为不该杀的坚决不能杀,该杀的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不能滥杀。比如,1932年5月26日,他审批瑞金县上报的一个叫朱多伸的案件就是采取的慎重方针。朱当时犯有一般刑事罪,基层法院决定判他死刑。何老复审时,认为并非反革命罪,且朱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又年已72岁,因此由死刑改“监禁二年”。这种审慎的作风和态度本来是司法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但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却反诬他:“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活动用来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并且从1933年6、7月开始对他进行完全错误的打击和批判;同时在当年年底还撤掉了他担任的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面对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当时何老曾向有关负责同志进行申辩,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错误的处分得不到纠正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服从分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老革命家李六如生前曾回忆何老当年的工作情景:“叔衡同志于三五年苏区沦为游击区时,随队伍住在江西雩都县公馆乡一段时期,党派他帮助该乡政府作动员工作,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晚归,虽很辛苦,但他却无半点怨言,不辞艰苦。已60岁以上的老人,还派这种工作给他,我们当时虽不敢说,心里是很难过的。”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何老是当时最年长的革命家,他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了要求参加长征的请求,但他最后服从了中央的安排。他和瞿秋白、陈毅、项英等留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何老牺牲以后,熟悉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在1937年党的16周年纪念大会上在为牺牲的同志致哀时郑重提到了何老的名字。

谢觉哉曾经回忆说:“在中央苏区时,何叔衡同志本来处理得对的案子,以为不对,这种领导不能培养好的司法作风。”“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

何叔衡烈士是我们党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也是他的故乡——我们宁乡人民的骄傲。在纪念烈士牺牲60周年的时候,我们决心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百折不挠,奋力拚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永远推向前进。